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各位【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时，美国陆军部为派部队到中国大陆作战做准备，需要培训汉语翻译人员，26岁的沙博理被送进康奈尔大学接受汉语培训，并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地理知识。

  这使他初次接触到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九个月的学习结业后，美国政府从战略需要仔细考虑，把战争重点放在进攻日本本土上，取消了在中国登陆作战的计划，不再需要汉语译员；又派沙博理到一所破译密码的学校学了几个星期的速成课程，初步掌握了一些日语后，分配到设在檀香山的美军中太平洋司令部，做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和同事们破译的大多是日军机场指挥塔和日军飞行员之间关于气象情况的对话，没什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东西。

  工作不多，下班以后，沙博理就到夏威夷大学汉语班旁听学习；上班时间内，值班军官不在时，没有敌情，他就练习汉语。

  他说：“我越来越对中文着了迷。”一切有关中国的事物，都引起他的兴趣。他和同事们常到华人开的餐馆去吃中国饭菜，练习用筷子，两条细细的长棍，什么菜都能夹起来，比用刀叉简便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底沙博理结束军旅生涯复员回到纽约。父亲在战时已经去世，他无钱在纽约派拉蒙大楼独自维持一个律师事务所，他又不愿寄人篱下，为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为了充实提升个人，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沙博理选择了复员后继续读书深造。

  按照美国士兵法案，复员军人可以公费上大学，并由政府提供生活津贴。他先后进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读书。出于对中文的浓厚兴趣，他专修中文。

  大学的校园生活十分惬意，但沙博理已是32岁的人了，总不能老是当学生。他想亲自到中国去学习她的悠久历史和文明。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得到她的支持。他答应母亲，如果在中国找不到出路，就马上返回美国。

  1947年3月初，沙博理从他仅有的500美元复员费中，拿出300美元买了一张从纽约到上海去的货船船票，揣着剩下的200美元和留美的中国学生托他给在上海的家人的几封书信和礼物就启程了。

  沙博理从曼哈顿港口出发，穿过巴拿马运河，经檀香山，横渡太平洋，直奔上海。线年前，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中国来“寻找东方的魅力”，也正是走的这条航线。沙博理自己也没想到，离开美国，一别就是25年，而且从此，他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沙博理一登岸，就碰到一个穿着时髦，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家伙，向他兑换50美元，说是给了他最高汇率，后来才发现那人狠狠地骗了他一把。

  初到上海时，沙博理举目无亲，他受到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结识的中国女留学生杨南希的家人的热情接待，并应邀暂时借居在杨家。

  最初几天，沙博理拜访那些在耶鲁大学认识的中国同学的亲友，把为他们捎带的信件和礼物分送各家。他拜访的第一位是杨南希的好朋友凤子。

  凤子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书香门弟家庭，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古典诗人和历史学家。她是父亲最小的女儿，自幼受到民间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长大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她积极投身爱国，和同学们一起演出抗日救国的戏剧。

  离开学校后，她成为一名职业演员，是最早主演《雷雨》和《日出》的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她在《雾重庆》、《祖国在召唤》等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她还从事新闻、报刊编辑，文学创作活动。在沙博理认识凤子时，她是上海进步杂志《人世间》的主编，并在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中的活跃人物，颇有名气。

  沙博理初次拜访凤子时，她身穿一件朴素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脸上未施脂粉，俊俏的面孔，从容的态度，给沙博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沙博理感到，虽然凤子比他大两岁，而且是一位离过婚的女子，但性格活泼、开朗、富于表情，高兴时她纵声大笑，像个天真的孩子；生气时，她眼睛里像冒出火焰，毫无掩饰。在凤子身上，找不到一点东方人那种“高深莫测”样子。

  一年光景，沙博理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凤子。他决定向她求婚。凤子亲友也无人感到惊异，她的家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沙博理写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母亲也完全赞同这门婚事。

  1948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文化界的冯亦代等友人张罗下，他们在一张中文结婚证书上签了名，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他们相濡以沫，甘苦共尝，事业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照顾，白头偕老，直到1996年凤子逝世。他们在1950年生下了唯一的女儿，取名“亚美”，象征着亚洲和美洲的爱情结晶。

  “我们彼此都有许多东西贡献给对方。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合。”

  1948年11月，沙博理关闭了他在上海的事务所，对他的外国朋友佯称，他和凤子有业务上的事情要去北平、天津等地呆较长的时间。地下党组织安排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女青年琼(即寒春)。

  她刚到中国不久，要去找她的未婚夫，一位已经在解放区工作的美国畜牧业专家阳早。他们三人先乘飞机到北平，打算经天津去山东解放区，此时山东首府济南已经解放。却受阻返回北平。

  1949年1月31日一大早，沙博理冒着凛冽的寒风，骑自行车到西直门去观看人民入城。他第一次看到人民的士兵，都是军容整齐，威武雄壮，步伐矫健，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微笑的年轻人，长长的行列里，大炮、坦克、装甲车，全都是美国制造的。沙博理感慨万千。

  北京解放后，凤子满怀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投入北京市文艺界的工作。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自由小鸟，飞来飞去，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而沙博理这位美国律师却没什么用处。

  他从一位中国朋友那里发现了一本题为《新儿女英雄传》的新小说，便借来阅读。书中的主人公牛大水和杨小梅，两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的曲折动人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沙博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到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品。他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拿到美国去出版。

  他用了一年时间翻译了出来，于1952年，由美国的一个书会在纽约出版，被称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红色中国”小说。

  1949年10月1日，沙博理和凤子一起来到广场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庆祝集会。

  新中国刚刚建立，美国政府竭力推行对中国全面封锁、禁运的反动政策，美国人民是很难了解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情况下，沙博理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能够在美国出版，其意义无疑是非同寻常的。

  1951年，沙博理被聘请到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翻译和编辑，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译著《新儿女英雄传》的片段。

  1957年8月末，从北京到西安，去延安旅行参观时，他不愿接受对外国客人的特殊照顾，一路上坐火车硬卧、硬座和长途公共汽车，住最普通的招待所，睡窑洞，吃中国老百姓的家常便饭。到工厂与工人聊天、联欢，到农村与农民闲谈，与基层干部谈心。既到临潼参观了“西安事变”捉蒋介石的地方，也瞻仰了当年、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抗日战争住过的延安窑洞。

  1958年，沙博理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和中国人一样挖土、挑担、住帐篷、吃窝头、喝稀饭，他感到自己成了中国劳动者中的一员。通过这一些社会活动，使他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感情加深了理解。使他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的描述更加准确、生动、得心应手。

  在《中国文学》初创的岁月里，工作条件很差，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工作，沙博理和中国同事不分彼此，工作十分愉快。每天一上班，他和大家一块打扫办公室卫生，打开水，整理书报；中午休息时，他和大家一样，在办公桌上摞几本书当枕头，睡个午觉。工余时间健身，他们请来了一位太极拳大师教授太极拳。

  “文革”中，大量的现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被毫无道理的作当“大毒草”禁止翻译出版。沙博理象所有人一样无法正常工作，但他没有搁笔。

  在两派“抓革命”，打内战时，他默默地“促生产”，耗费了数年精力，翻译完成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书名《水泊好汉》(Outlaws of the Marsh)，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3卷集，装帧精美，并配有明朝时的木刻版画。此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受到好评。

  “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将《水浒传》部分（于三十年代翻译成英文）带给了西方，但是沙博理努力的成就要优秀3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他的直截了当的易懂的英文，证明比赛珍珠模仿中国古文难懂的话更加优美得体；他依据原著较早的版本，出版了更加完整的作品…这是一部中世纪的敢想敢干的英雄故事，它有真实人物的优越性。”

  198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英译本美国版。在中国，沙博理此书获得全国文联颁发的最高翻译奖。

  他主编和翻译出版了300多页的英文版论文集《中国学者研究在古代中国的犹太人》于198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

  1987年以希伯来文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出版。同年3月，沙博理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出席在香港召开的第二次亚洲犹太人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亚洲本土人。当沙博理步入会场时，人们看到他竟是一副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的面孔，都十分惊异。

  1988年4月，亚太犹太人协会又邀请沙博理和凤子去澳大亚访问。1989年3月，沙博理作为国际书市的客人访问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的沙米尔和佩雷斯等一些外交界文化界的名人，向他们广泛地介绍新中国。沙博理还发起了中国和以色列出版界进行文学作品的交流。

  新中国初期，沙博理曾对自己说过，“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园，我要在此度过我的有生之年。”

  朝鲜战争停止后，他想：要不要回美国去？他同凤子商量，如果我要回美国，希望她和女儿能跟他一起去。但是让他心爱的凤子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她怎能适应呢？她爱自己的国家，有自己最喜欢的事业，是一个习惯于自己作出决定和进行活动的独立女性。她和女儿会不会因为黄皮肤黑眼睛而道到歧视呢？

  沙博理还认为，在美国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猖镢一时的恐怖，至今阴魂未散。从新中国回去，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受到信任和接纳呢？

  沙博理不愿回美国，还在于他对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十分热爱，对许多可亲的中国朋友和在中国的外国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感到欢欣。

  最重要的是，虽然新中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尽令人满意，但新中国的生活仍然激励着他。他“钦佩中国人民和他们正在建设美好的新世界。”

  “我在北京比在纽约能做更多的有用的而且令人满意的工作。一句话，我决定要永远留下。”

  1963年，他写了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书，说明他为何需要当中国公民。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发给他一张十分简单的表格，让他填上姓名，出生时间、地点，原国籍和现在的职业，并交三张免冠的正面照片。不久，就发给他一张盖有中国人民政府大红印章，和有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公民证。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像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那些繁琐无休止的调查讯问、考试和必须的忠诚宣暂。同事们向他表示祝贺。

  在沙博理成为中国公民的几个月后，同他阔别了16年的母亲从纽约来北京看望儿子。这位美国老太太同儿媳凤子、孙女亚美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受到沙博理的同事、朋友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在中国逗留的日子里，老人亲眼看到儿子在中国生活得的确很好，就放心地返回了美国。

  遗憾的是，她在纽约一下飞机，美国国务院以持美国护照访问中国违反了某些规定，就注销了她的护照。

  沙博理成了中国公民，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受限制地到全国各地旅行，能和中国同事一样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并同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情谊和更亲密的关系。

  但是，沙博里的外国专家优厚待遇一切照旧。在他看来，两头占便宜是不对的。他多次向单位领导提出和中国同事拿一样工资待遇的要求。

  他坚持每月的工资只领其工资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只好由单位给他专门立了一个帐户存入银行，并常常提醒他随时可取出来。

  1971年夏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中国朋友得知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到中国上海探望老母的消息，他对沙博理说，既然一位美籍华人可以来中国探望母亲，那么，一位华籍美国人也应该允许去美国纽约看他的母亲。沙博理同凤子商量，凤子也赞成他去。尽管凤子当时不可能同行。

  沙博理提出申请，很快就拿到了中国护照和签证，于1971年11月动身，经加拿大，去美国与家人团聚，1972年春天返回中国。这次出访，没有人怀疑沙博理会一去不复返。因为他经常讲，“我是中国人，北京是我的家”。

  1979年，沙博理的夫人凤子实现了她长期以来要求加入中国的愿望，并被任命担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党和行政方面的高级职务，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沙博理为她高兴。

  1982年，77岁的沙博理离职休养了。1983年3月，沙博理被推选为政协委员。

  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征召入伍，送到法国同德国纳粹作战的杀人罪犯，描绘成勇敢和战斗力很强的战士，“这纯粹是瞎编”；批评电影《兰博》(《第一滴血》)为屠杀越南人民的“罕见的杀人狂辩护和为这场他们彻底厌恶的战争唱颂歌的做法”；批评电影《科曼契匪徒》，“讲述一个痴呆的西方司法官，怎样依靠几个勇敢的战士的帮助，保护了无辜的白人殖民者，对付成群结队嚎叫的红种野人”，使“千百万中国电视观众竟然被置于这样的历史谎言和种族诽谤面前，真是不幸。”

  “这样的影片，诬蔑其他几个国家的民族，对中国主张尊重所有国家的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一贯政策是一种嘲笑。”

  2014年10月18日8时30分，沙博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9岁，他在中国渡过了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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