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是敢于揭开社会的疮疤，避免人们陷入难以抉择的困境里，在反思现实中寻找可能的出路，而非一味地崇尚对立，将选择坍缩成一种。」

  十字街头的路口，家具凌乱无序地散落一地，救援人员东奔西走。一张三口之家的照片上，男孩咧着嘴笑嘻嘻地站在中间，两侧站着同样笑靥如花的父母。

  因为伤者手机里没有一张关于女儿的照片，救援人员不得不向安然确认身份。这位“无名”长女茫然地站在车祸现场，像一抹隐在天际一隅的灰，淡淡地仿佛经不起一丝打量。

  4月2日，一部聚焦女性与家庭议题的电影《我的姐姐》正式上映。早在该片上映之前，由于故事对准了二胎家庭、重男轻女、“扶弟魔”等敏感尖锐的社会话题，不少网友在豆瓣、知乎等评论区表达了自己对电影结局“强行大团圆”的隐忧。而在影片上映后，更是因为其略带指向性的开放式结局遭到不少网友的差评，豆瓣评分一跌再跌。

  电影名虽然叫《我的姐姐》，但是却没有以弟弟的视角进行影像叙事。全片以女主角安然（张子枫饰）的第一视角代入，讲述了自幼在“重男轻女”环境下成长的安然，在准备考研去北京开始新生活之际，突遇父母车祸去世的噩耗，不得不在抚养弟弟与实现人生理想的两难中抉择的故事。

  作为一部日常现实主义电影，片中没过多地通过诗化的隐喻描绘女性困境，而是将各种直白浅显的冲突安插在女主安然身上。

  性别歧视、熟人性骚扰、女性生育选择、家庭暴力...大量女性创伤叙事揭露了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力，也使得影片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看起来也有些失真。

  尽管“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在新闻报道中已屡见不鲜，但却很少有电影用如此直白的镜头语言进行描绘，通过激烈的矛盾对抗将腐朽的家庭观念对女性的隐性围攻毫不客气地暴露出来。

  电影之所以能脱离悬浮于上的虚假精致，就是在于以现实社会为原本精准地描绘。

  《我的姐姐》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如同一场外科手术，用果敢、尖锐、锋利的“柳叶刀”刺破了“完美”家庭的一切伪善，将男性性统治家庭私域下主体消失与“女性厌恶”之困血淋淋地剖于观众面前。

  安然是一个因原生家庭而满身疮痍的女孩。父亲从小在男性主导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一门心思地想生男孩。为了不让妻子带环节育，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安然开了残疾证明，逼着安然装瘸子，甚至将安然交给她的姑妈抚养。

  脑袋里装着陈旧老套的思想，父母觉得女孩子应该早早出去工作赚钱，于是背着安然偷偷修改志愿，从临床医学变成护理专业，导致安然在大学时与父母决裂，靠一己之力支付全部的学费与生活费。

  长期遭受父母的不公平待遇，安然如同一个走钢索的人，从最初的颤颤巍巍，到最后的淡然冷漠。父母的离世割裂了她童年最惨烈的一部分，也成了她无法愈合的伤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逃离。

  她想逃离的，不仅仅是已经没办法复原的“家庭残像”，还有令她沉溺了二十年的童年“死水”。

  《我的姐姐》电影曾用名《踢皮球》，正如片名那样，小时候被父亲踢皮球的安然，长大后果断地踢开了亲戚传过来的“皮球”。

  在安然上大学后，父母成功要了二胎，生下了一个男孩。在葬礼之前，安然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弟弟，对于她而言，这个血浓于水的亲弟弟和一个陌生人没什么区别。从某一些程度上说，她不幸的童年也来自于父母对未出生的弟弟的渴望。

  而作为“姐姐”，受到身份重压的安然不得不面临作为长姐的责任。这一部分来自于家庭道德伦理的责难，包括舅舅、姑妈、姑父等人命令安然抚养弟弟、责怪安然霸占了弟弟的房子。

  另一部分来自于舆论的压力，在她决定把弟弟送养后，网络上传播的视频里充满了对安然的指责，责骂她冷血无情。

  但是无论是哪种压力，都逃不开亲情社会里的代内剥削。以血缘与婚姻维系的亲属团体内部，总是存在着包裹权利与义务的伦理亲情关系。处于家庭单元中的个体承担着作为小成员的义务，承担着不同的家庭分工，维护着稳定的家庭秩序。

  正是这种秩序性，对共同生活的亲属的亲情义务提出了要求，包括尊老爱幼、抚养老人等。在影片中，安然作为家庭单位的一个小成员，弟弟的直系亲属，必须承担作为姐姐的义务，而这一切都是为维护家庭稳定。

  然而在家庭社群中，“体能”至上的观念到了现代社会依旧存在，浓缩在小家庭中即是“重男轻女”思想的痼疾。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曾评价：“男权制的逻辑并不直接说女性什么，而是用委婉的话去掩饰真正的含义，当它想维护既存制度驱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时，所使用的却是诸如‘保护家庭’一类的口号。”

  生了两个女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生产的子痫孕妇、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只为供弟弟念中专的姑妈、负担着生子压力的安然母亲，一个小小的现实窗口映射出的女性现实之痛无情而残酷。

  “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这个观点，解释了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命运。而性别角色的多重性也在延展这个概念，不仅只是妻子与母亲，作为“姐姐”的女人，也在承担着她们非自然的宿命。

  影片中，朱媛媛饰演的姑妈就为了家人无底线付出的典型，一句“长姐如母”就可以让她割舍自己本可以随心的人生。不仅放弃了上学的机会，为了让弟弟安心生二胎，姑妈还自愿将安然接到家里照顾，在弟弟去世后，她又想担起抚养弟弟儿子的重任。

  与不断反抗的安然对比，姑妈生命里的精神反叛力正在慢慢地瓦解，她内心斑斑点点的价值实现，在家庭的“齿轮”里被消磨殆尽。

  “最厌恶女性的似乎就是女人。”即使经历过为了弟弟放弃理想的不公，姑妈依旧劝说安然留下照顾弟弟，这种无意识的“厌女”倾向将她和安然都卷入一条“套娃”的老路里，重复现实无望的循环。

  自小照顾安然长大，姑妈感觉自己把安然照顾得很好，而在安然道出小时候“被表哥当沙包打，被姑父看洗澡”时，被惊愕包围的姑妈愤恨地打着在床上昏迷的姑父，却又在最后倚靠在姑父的身上流泪。

  与男性厌恶比起来，女性的自我厌恶更为麻烦。相比于明确、有意识的“厌女”，女性的“厌女”倾向更多是出于无意识。长期生活在压迫之下，容忍的阈值提高，许多女性似乎对自己的处境并未有明确的“主体觉醒”，长期暴露在家庭隐性“暴力”中，她们也逐渐被同化成为“暴力”的一员。

  吃西瓜的戏让许多观影者印象非常深刻。在两个人的交谈中，影片交代了姑妈为了照顾安然，放弃去俄罗斯做生意，只留下了几个套娃做纪念。几只套娃隐喻了姑妈与安然两代人命运的交织，也让姑妈意识到名为“姐姐”的枷锁，将她和安然拖到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缧绁中。

  安然也不一定非要走上自己的老路，她曾经的付出与牺牲，并非代表成功与圆满，所谓的正面与温暖的结局，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安然、姑妈、孕妇...每一个女性都仿佛卷入了同样的“命运之轮”，背负着巨大的“硬壳”匍匐前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溺水时得到救赎。

  《我的姐姐》浓缩了现代社会满满的女性之痛，压抑致郁的现实情节虽然令人不适，但也正是这种真实的呐喊才能振聋发聩，直白的真话才能掷地有声。

  尽管影片中弟弟前后的人设有些立不住脚，姐弟之间情感升温的描绘笔墨不深，但还可以从一些细微的姐弟互动与安然的情感挣扎里，感受到安然对久违的亲情温存的触动。

  电影尾声，在自我与责任中反复挣扎的安然将弟弟送到了领养家庭，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安然无法割舍对弟弟的情感，拉着弟弟在草坪上愉快地踢皮球。

  在这个明亮的场景里，影片到此结束，未来何去何从也不得而知，开放式的结局留下了无尽的想象，也为多元人生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前期激烈的矛盾冲突与现实描绘，似乎只给了安然两个选择：要么照顾弟弟放弃自我追求，要么脱离家庭去勇敢追求理想。

  但是似乎哪一种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放弃抚养弟弟的安然勇敢地追求想要的人生，今后或许要在愧疚中生活。如果安然放弃去北京，“扶弟魔”的重担将再次将她拉到与姑妈差不多的老路上。

  在电影豆瓣评论区内，不少网友因为结局打了一星，认为这种开放性的结局其实早在姐姐放下笔的那一刻即有了答案。想要一个《何以为家》的结局，却偏偏给了一个《都挺好》。带有团圆指向性的结局代表着妥协与退让，前半段描绘的苦难一下子变成了吃“女权红利”。

  对于现实向的电影来说，价值导向的定位特别的重要，没明确解决办法的电影，其价值导向蕴藏在现实揭露的过程中，其批判的逻辑在于启发观众的批判性思考。

  《我的姐姐》结局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前期对现实的揭露与结尾团圆元素的脱轨。结尾处价值导向上的倾斜与主创采访所说的“正确的选择”之间有分崩离析之感，所谓的开放式结局似乎还是包含了姐姐为弟弟牺牲的价值导向。

  此前，陈凯歌的《宝贝儿》陷入“”风波。尽管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戳穿了非法这一社会现实，也将女性生育难题摆在面前，但是仍旧没办法掩盖最终合理化这一价值导向上的错误，也因此让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备受批评。

  除了一些对于结尾价值导向的批判，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电影不能只提出问题而不回答。

  法国纪实电影之父巴赞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它不断地向现实接近，永远依附于现实。

  现实主义的电影之所以具有真实的力量，就在于内涵真实，所呈现的现实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客观性、典型性、反思性的电影特性暗含了电影的镜像功能。观影者总是能在电影某一个片段里搜刮到现实的缩影，从艺术影像呈现的一角里捕捉到生活的气息。

  但是一个明朗而正确的选择往往是很难得到的。电影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则是敢于揭开社会的疮疤，避免人们陷入这样难以抉择的困境里，在反思现实中寻找可能的出路，而非一味地崇尚对立，将答案坍缩成一种。

  《燃烧》、《偷窃自行车的人》、《杀人回忆》等现实主义电影都选择开放式的结局，它们通过展现现实社会某一个切面来揭示某种现象，其目的并不是在于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启发观众思考。

  当然，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对伤痕文学的崇尚，无法解答问题的电影终究还是如同一根悬在喉咙的鱼刺，但是并不能因为没明确的答案而否定电影本身的价值。

  现实的“大浪”之所以有力，在于它不断地迎面拍打而来，从不回避，人们只能无力地跟着汹涌的海浪沉浮。

  从反映现实的角度来说，《我的姐姐》是成功的，女性困境的切片可能只在电影里呈现了冰山一角，但却起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有价值的现实题材电影，往往就是将那些习以为常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破除那些无意识的习惯，启迪人们的心灵，最终获得精神的自由。

  但是简单地现实罗列依旧是不够的，我们仍就需要更加勇敢、敏锐、机智的声音，来驱散不完美结局背后的一片阴霾。

  张斌,马伊伊.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路径研究[J].电影文学,2021(06):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