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1月14日，在112岁生日的第二天，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很难用寥寥数语概括这位老人。他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生于常州，长于苏州，学于上海、游历日美，最终落叶归根。50岁是他人生的对折点。在这之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这以后，转投语言文字，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作者李国辉在2012年有幸采访周有光先生，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虽然掌握汉语拼音的人已经很普遍，但透彻了解这26个字母的人却并不多，比如很少有人知道这26个字母并非全部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只有21个，再比如很少有人能想到声调的一声其实是数学中的“减号”。这些故事，如今只有一个人能讲述了，他叫周有光，人称“汉语拼音之父”，2012年1月13日，是他的107岁生日。

  出于对汉语拼音趣味方块汉字的好奇和探究，笔者2月1日在北京拜访了景仰已久的周有光老先生。推开周老的书房，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右侧摆放着一个双人沙发，左侧的一面墙摆放着大书架、小书架，窗台上、柜子上等任何空余的地方都摞满了书籍，在群书包围的一张不大的木头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瘦弱的老人，正戴着眼镜写着什么，他就是周有光。

  年近107岁的老人，目光清澈，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他安排笔者坐在书桌的对面，利索地收拾好桌上的书本，戴上了助听器，然后递给笔者几张纸和一支笔，“你把你要问的都写在这张纸上，人一过了100岁，各方面就开始退化了，我的耳朵不行了，眼睛也不太好使了，没办法。”

  虽然采访的进度比较慢，但周老的谈兴甚高，几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按外界的说法，搞这一套汉语拼音用了3年，实际的耗时远比3年长得多。“汉语拼音搞出来以后，别人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搞了3年’。”每次说到这里，周老都哈哈大笑，搞出这26个字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到底有多艰难，只有这些亲历者们才知道。

  如果某一天不使用汉语拼音，也许你会发现生活将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不能与人沟通。周有光回忆他小的时候，汉字都是用其他的字来注音，小孩子识字少，遇到生字只能去问先生，阅读的障碍非常大。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有人在关注，清末兴起过一场“切音字运动”，这大概能算做汉语拼音方案的初尝试。虽然失败了，但随着东西方融合，愈加感受到没有拼读字母帮助不便的国人，迫切地想要创造一套属于汉语的字母。

  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发布时共计39个字母，字母多以古文或象形文字的片段修改而成，有5种声调，“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重要进步，只可惜国际社会不认可。”周老说。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一套罗马字母拼音，采用26个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音为基础音，也尽量兼顾了国际拼写习惯，但却推行不开。“搞得太复杂，尤其声调这一块，用字母拼写的变化表示声调，小学生学不会。”周老说。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开始着手汉语拼音的制定工作。1955年，当时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的周有光受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邀请，请他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不久之后，周有光接到北京的调令。委员会由很多名委员组成，但大家都有些兼职的工作，只有他这名来自上海的经济学家“无官一身轻”。

  字母是要原创还是用现成的?如果用现成的字母该选哪一种字母?字母的读音要不要变化?怎样制定拼写规则才能把所有的常用汉字都覆盖?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解决这一个问题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罗马字母就折戟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注音字母国际社会不认可，这也是新的拼音方案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工作初期，汉语拼音的方案大致有七类，最终选定采用拉丁字母。但拉丁字母只有21个，26个拼音字母中的另外5个是怎么来的呢?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周老笑呵呵地递过来一本书：“要知道这26个字母是怎么来的，恐怕需要读一读这本《世界文字发展史》。这26个字母是从很多个国家造出的字母里挑出来的，每个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在使用时不完全一样，我们制定的规则要兼顾汉语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习惯。”声调也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只有中国才面临的问题。“汉语拼音有四个声调，二声、三声和四声是原有的字母符号，还差个一声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了数学符号里的加减乘除，借用了一个减号作一声，注音的问题一下子就简化了。”

  汉语拼音初步方案制定出来以后，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研讨与修改，全国各地寄来了数千个修改意见，以至于几十年后再有人提出关于汉语拼音的修改方案，很少是周老他们当时没有研究的新意见。 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随后开始在国内推行，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汉语拼音还需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又是漫长的3年，周有光和他的同事们辗转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会议。

  197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很重要，比如在航空时代，中国的航班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拼法，那是要出乱子的，飞机在天上撞上了怎么办。”周老说。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才算功德圆满。“别人说我们汉语拼音搞了3年，其实何止3年，从指定到被国际社会认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这是中华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周老说。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原本是其笔名。60年写了40部书的周老说自己搞语言文字是半路出家。周有光的祖上是常州的望族，出身书香门第。1923年，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兼读语言学的课程，后赴外国工作。在欧洲，周有光接触到了字母学，“中国没有这门学问，字母学主要讲字母的拼写、利用方式，我当时也只是觉得好玩儿，就自己买书来看，没想到日后真的用上了。”

  周老不喜欢被人叫做“汉语拼音之父”，他觉得鼓吹的太厉害。“我告诉你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周老每次讲故事前都先自己笑起来，“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杂志访问我，就是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汉语拼音之父’这个称呼，稿件给我看的时候，我要求把这个称呼删掉，谁知道正文里的都删了，却在一个小小的编者按里漏掉了一个，这个称呼就这么传出去了。”

  周有光的一生都很传奇。他学术跨界，49岁转行却颇有建树;他爱情美满，娶了大名鼎鼎的九如巷张家四个女儿之一张允和;他乐于接受新事物，有自己的博客;他笔耕不辍，106岁还出新书《朝闻道集》，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周老说自己是“被上帝遗忘了的人”， 107岁生日过后他表示不会再有新书问世了，接下来的日子，他什么都不做，喝着红茶和苹果泥，静静享受“被遗忘”的时光。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周有光去美国工作，他的朋友何廉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有一天，何廉问我有没有时间，他说爱因斯坦空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爱因斯坦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我就答应了。”

  周有光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天，对于爱因斯坦的亲和印象颇深。“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特别平易近人，对谁都像老朋友。他穿得也随意，甚至还没有我穿得好。当时我在银行做事，银行界的风气就是讲究穿着。爱因斯坦在大学教书，穿着朴素得多。”

  但具体聊的是什么，周老已经记不得了，因为两个人专业领域完全不相同。“他研究物理学，我一点不懂，我的领域他也不懂，所以就是朋友似的闲聊天，没什么主题，不能和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这确实是个遗憾。”但爱因斯坦说的两句话周有光却记了下来，“他说‘一个人一定要在业余时间自修、自学、自己研究，这样才可以成功’，他还说‘一个人一生一世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余的时间很多，可通过业余时间你就能成功’。”

  周老说，85岁前他很用功，花了很大精力做研究，年轻时，他与刘尊棋、钱伟长共同编纂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为《汉语大词典》担任学术顾问，并完成了几十本著作。

  85岁以后，周老称自己开始随便看书，写小品文，“那不算文学，我不是文化人，我缺少文化。”周老说完哈哈大笑。“随意”写作、“没有文化”的周老在2005年出版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周老兑现了承诺，此后又出版了《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3本书。“我不会再写书了，我已经快107岁了，接下来我什么都不干了。”周老端起母校圣约翰大学给他寄来的纪念版马克杯喝了一口苹果泥，那是周老现在的最爱。

  作者简介： 李国辉，号江夏浪人，1968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楹联协会会员、“东方御瓷”首席专家。《中国文化报》、《湖北日报》、《中国新闻》、《长江日报》、《武汉晚报》、《辽宁日报》、湖北电视台、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其人其事。

  2003年得当代艺术大师徐冰先生及湖北省美术学院李泽霖院长之启发，创作发明《趣味现代汉语拼音方块字》，获国家版权局独家版权。“趣味现代汉语拼音方块字”和“徐氏英文方块字”号称这类艺术的“北徐南李”。2011年创作发明兔、龙、凤形文字，获得5项国家版权局独家版权。2012年独创的竹叶楷体被北大方正电脑字库收录，获得国家版权局独家版权。李国辉